根據John Hammond、Ralph Keeney和Howard Raiffa所做的研究，一般人在做決定時都容易陷入心理陷阱。
往往我們會遭遇固守成規的陷阱，這種情況可以解釋為反正事情只要照舊做，沒有特別的問題，就沒有必要去改變。但如果一個現有資源的分配完全是資源的浪費，我們還要維持現狀嗎？
IBM前副總裁敘述這一理論時，有一個例子，而這個例子在她的《決策思維》中同樣有所體現，她說：“我在東京住過七年。去東京的成田機場可以坐火車或坐汽車。如果坐汽車去成田機場，在距機場幾分鐘車程的地方，有一個關卡，乘客會被檢查護照。但是，必須有護照才能去機場嗎？如果只是去接人也一定要有護照嗎？不是要出境時才需要檢查護照嗎？還沒有進機場就檢查護照，這關卡有什么用？雖然檢察員做的非常客氣，沒讓旅客感覺被騷擾，但我還是要打破沙鍋問到底。終于有位同事告訴我，在建造成田機場時，因為需要征收附近的農用地，再加上交通流量增大，農民覺得有噪聲，就極力反對，并有些抗議行為，甚至發生過一次暴動。于是政府就設了一個關卡，在建設期間，沒有工作證件的人不準進入這個范圍。但是，機場建好后，那個關卡并沒有撤掉。所以現在改為檢查護照，因為總要找個理由來維持這個已經存在的關卡。”
事實上，不需要護照也能進入成田機場，如果你真的說沒有護照或沒帶護照，檢查員也會讓你過去，不可能叫你下車。所以這完全是一個存在多時，卻沒有作用、浪費資源的關卡。但是，既然國家有這項資源和預算，又沒有人抗議，就這樣繼續浪費資源，這就是固守成規的陷阱。
再比如，一個項目進行得不好，其實大家心里都知道這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可是既然都已經投入了一些資源，就這樣放棄會不甘心，所以就硬著頭皮花更多的時間、更多的資金，想把它做好，這就是一個為顧惜已支付成本而增加更多成本的陷阱。如果這個項目已經做得不成功，需要有一個正確、客觀的分析時，就不要去找那些當初贊成這個決定的人來分析，因為他們都跳不出這個陷阱，他們一定會說再多投一點錢，多一點時間，一切都會好起來。
很多陷阱都是互相關聯的，常常在我們陷入顧惜已支付成本的陷阱時，我們也會去收集一些證據，來肯定自己的決定。肯定證據的陷阱指的就是，我們心中對某個決定已經有了一個傾向，于是就去收集各種肯定那個傾向的證據，對于逆向的、反對的證據就故意忽略或輕視，而對于肯定我們的傾向的證據就特別注意。有人會為日本成田機場外檢查護照的關卡找各種理由，譬如提醒旅客別忘記帶護照，或是出于安全考慮，等等。這些都是肯定證據的陷阱，因為我們心中已經認定日本人這樣做不會沒有理由。
有一類決策陷阱及其容易捕捉到失足者，比如，你在深圳工作了一段時間，有一天接到家鄉同學的電話，說他的公司最近調他到深圳工作，他下個月就要帶著妻兒來了，請你幫他在你家附近租套房子。你接到電話后，非常熱心，立刻在你家附近做了大量調查，你去看了至少10套出租的房子，比較之下，向他推薦了三套，你甚至帶了數碼相機拍了很多照片傳給他，請他選定后你就幫忙去交訂金。表面上看，你是很夠交情的朋友。
實際上，這里有一個框架的陷阱。當初你的同學說，請你在你家附近幫忙租一套房子，這就是一個框架，你就在這個框架里面忙來忙去。其實，如果你真是一位好朋友的話，應當先來探索這個框架的正確性，也就是對你同學來說在你家附近租房子到底是不是合適？你可以先問他幾個問題：同學來深圳工作是在哪一區？離你家有多遠？他的孩子幾歲？要上什么學校？他來深圳要待多久？是永久性的還是暫時性的？否則，他們一家大小搬來，住在你家附近后才發現，每天上班路上要花一個小時，這個區域的小學又不好，因為租約錯過了買房的耗時間……到時候他反而會歸罪于你當初不為他著想。有時候，老板交代工作，往往因為一句沒有多加解釋的話，員工就被局限在一個框架里面跳不出來，沒有花心思或者不敢去探索一下，老板給出的這個框架本身是否正確，當然也就做不出最好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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