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某某新聞一名記者的辭職報告“意外”走紅，其簡潔封面除了必要內容如時間和抬頭外，就一句：“我的胸太大，這里裝不下”，可謂相當有逼格。
很快，這張照片就在媒體圈刷屏。
很多人預測，這張照片必火甚至段子都出來了：老板回復：再大也逃不過我的手掌心
但也有人預測，這張照片不會火，因為：不經意的內容，引起了共鳴才會火。為了火而炮制的，共鳴的群體不多，火不了！
無疑，有人懷疑這是某某新聞在炒作。
隨后，一篇名為“告別武漢：不畏將來不念過往”、發表于11月18日署名為“彭玲玲”的文章被網友扒出。
也算是從側面印證了辭職一事不假
附：告別武漢：不畏將來不念過往
離開武漢仿佛是一瞬間的決定。我對同事說，明天就走。
許久沒有這么痛快淋漓地活過。記得上次離職，來來回回糾結一個多月，當時家人朋友幾乎沒人支持，但我仍帶著滿腹理想，來到了武漢。
可是現在，支撐我的力量消失了。我厭倦了這里。
街上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天好冷。同事給我餞行：吃飯、看電影。嘻哈一場、自嘲一場，生活又要重頭開始。
深夜，回到依然簡陋的房間，盤算著我能帶走的物件：一床被子、一個音樂盒、兩本書，以及瓶瓶罐罐的護膚品。3個多月了，我甚至沒在這間房里備下一塊抹布，或一個好用的拖把。
stage1
記得剛來武漢，人生地不熟。我常把自己關在房間，任孤獨啃噬。
新的工作，意味著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變，我面臨諸多不適，甚至一度懷疑自己的選擇——來武漢，是對的還是錯的？
彼時，我所在的媒體“長江新聞”，還處在最好的時光。它像一個剛出生的嬰兒，正沐浴著希望和激情。
同事們來自全國各地，且大部分是辭職而來，他們年輕、富有活力，正懷抱著夢想。
香就是其中一位，她高高瘦瘦，長發，單鳳眼。第一天來就與我相識。她沿著長江日報大門的樓梯往下走，滿臉憂郁。香說那邊不放人，辭職手續也拖著不辦，但她一定要來長江新聞，即使手續沒辦完。
她之前在海南的一家報社供職，可是報紙的效益早已江河日下。
我們沿著北湖正街找餐館吃飯，然后逛夜市。琳瑯滿目的小商品、熱鬧的人流，梧桐樹下的武漢之夜，被映照得異常歡騰。
stage2
后來，我開始出差。去北京、橫店等，采訪演員、采訪幾位將軍。
在家宅久了，我甚至害怕出行，害怕在人海里茫無頭緒地找人。我不會自己買車票、認不清地鐵路線，不會用手機定位。我只是一名文學愛好者，因為愛寫，朋友便喊我來，成為長江新聞一名特稿記者。
我給自己取了個筆名，叫王朋朋。
什么都得學習。這是一個艱辛的過程，有時候覺得無望，有時候又覺得興奮。我得習慣著一個人行走。
在盛夏的北京街頭，我背著背包，穿過大半個城市，去買書、去見采訪對象;在橫店，我和一大群陌生的演員成為朋友。我用最快的速度寫稿，然后和領導探討稿件的寫法、修改方案。
每一天都是新鮮的，每一天都在進步。我開始喜歡這樣的生活。
stage3
變故始于改名。8月底的一天，我們的大領導突然說要宣布個消息：長江新聞將被注資一個億，同事們一陣歡呼。
而另外一個消息讓人黯然：長江新聞將改名為“九派新聞”。為什么要改一個這么丑的名字？公司幾乎沒有人喜歡這個Low逼名字，但還是改了。
我記得那時，工作群里發布了很多圖片，行政部門為獅子座同事準備了大蛋糕，辦公室還貼上了彩帶，大家將蛋糕抹到臉上，互相逗樂。一切都很祥和、美好。
就像一出悲劇電影，總有歡樂場面作為襯托。
那會兒，我正住在7天酒店，為接下來的采訪做著功課。我想，等我回去了，一定要結識每一位同事，和他們一起瘋、一起笑。
stage4
沒有人預計到事情會越來越糟。
原計劃9月8日上線的APP推遲上線。12日，公司空降了一名“董事長”，一名“CEO”。
15日晚，同事香在微信里問我，采編部門領導可能都辭職，你們部門不會受到影響吧？
那時我在北湖正街，剛采訪完一個小商販，街上人群擁擠，后面的人推搡著我，我幾乎拿不穩手機。草草看了香的話，心不在焉地說，能有什么影響？
是啊，這么大一個公司，能發生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風暴還是來了。
這天，采編團隊領導和新來的領導發生沖突，說了狠話、拍了桌子。從同事口耳相傳的言論中得知，分歧主要來自方向性的問題，采編團隊堅持做原創新聞，新來的領導卻堅持做所謂的“大數據”，抓取新聞（說白點就是轉載新聞）。
兩撥人一拍兩散，我們采編團隊的大領導撂挑子了。那兩天，公司幾乎陷于癱瘓。
香仍是滿面愁容，說怎么辦，剛剛辭完職，如果失業，怎么有臉回去？是啊，怎么辦，我在一片反對聲中來到武漢，怎么有臉回去？
部分同事在辦公室失聲哭了。
灰頭土臉、狼狽無比，還不能向任何人說起。我依然像往常一樣給家人打電話、和長沙的朋友聊天，裝做什么事都未曾發生。可是有無數個問號淤在心里，怎么辦？
這就像一場博弈，大領導以撂挑子相要挾仍不能有什么改觀，最后被安置在長江日報集團另一家報社。而九派新聞被新來的領導接管。
stage5
接下來發生的事，如同一場凌遲。
首先是不準再做監督類報道，且壓縮記者出差的比例。部分記者被安排在辦公室做編輯，轉載其他網站的新聞。9月23日，“九派新聞”APP正式上線，而公司內部，早已人心渙散。
10月，所有記者出差凍結。
平臺上更新的報道，大部分是轉載的新聞，偶爾幾篇原創，也是10月前采來的報道，或是記者閉門造車，寫出的綜合稿。
如果不需要原創內容，我們的存在就失去了意義。
工作變得越來越糟。我們喝酒，紅的，白的。喝完就倒在床上，笑，或者哭。
靜說失業了她就回家種地，家里還好多玉米地。她25歲，來自山西，之前在一家報社工作。說完，她把頭埋在深藍色的被窩里，腿懸在床沿上，哭起來，哭得身體一抖一抖的。
她抱怨那個招她來的同事，明明這就是個火坑嘛。那個同事就坐在她旁邊，把頭埋在雙臂間，默然無語。
我們還一起看電影，吃飯，打牌，出游。我們像是一群開心的倒霉蛋。可是年底了，去哪找工作好呢？始終有個痛點在。這是個悲劇，更是個笑話。
10月19日，公司制定出一份簡易表格，讓同事填“是”或“否”。九派新聞將從長報集團獨立出去，搬去光谷的一個什么鬼地方，愿意跟九派的人填“是”，否則填“否”。
至于填“是”，未來待遇、做什么，以及填否意味著什么等問題，新任的領導并沒有跟員工說明的意愿。
有同事起草了份“申請書”，請求公司領導能將公司產品及以后的工作性質加以明說，然后讓大家簽名。
還有同事請求召開全體員工大會，因為自公司變革以來，沒有召開過一次大會，沒有一個人見過總經理。
這些要求被不了了之。所有的人都覺得被坑了，卻又找不到說理的地方。
武漢，一如他既往的那樣自負，以為能掌控BBC的敘事方式就可以愚弄世界（FooledtheWorld）;湖北，一如他既往的那樣野蠻，以為奪取錄音筆就能Hold住全場。
套用一句媒體同行的話說：
我們知道了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自己是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別人都已通過大橋安全過河，他們還在假裝摸著石頭過河。
stage6
武漢的天氣已然進入深秋，冬天就在眼前了。所幸我已不是原來的我，這個我，已變得更為強大、獨立、灑脫。
我不想再浪費自己的時間。
我并沒有好的去處，但即使沒有去處，我也不愿呆在這個地方。
11月12日，我背上行囊，坐上了離開武漢的高鐵。我以為自己的心情應該是失落的、羞恥的、狼狽的。但其實我是輕松的、釋然的。我再次結束了一段生活。
我甚至拒絕了領導給我介紹的工作。我不會再冒然地去選擇一份工作。
在我心里，工作不是你能給多少工資或我能做多少事，不是你背后說我變態我背后說你無能。工作應是一種價值上的彼此認可。喜歡做的事，工資再低我也愿意，不喜歡的事，工資再高也無濟于事。
我更加珍視我的自由與感受。
很感謝家人沒有責怪我，也感謝朋友沒有嘲笑我。讓我即使站在人生的最低處，仍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去武漢是對的還是錯的？時間終是給出了答案，我從來沒后悔過自己的選擇，經歷一些磕碰，生命才會更加厚重。
關于未來，希望，仿佛又回到我的手中。我想先和朋友一起做個自媒體（醞釀中），去呈現我們想呈現的人或事——雖然生活諸多磨難，但生命仍需背負小小的使命感。
期盼喜歡我的人能繼續喜歡我，不喜歡我的人能慢慢嘗試接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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