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啟示：相馬和賽馬

 

　　相傳伯樂是秦穆公時人，本名孫陽，因他擅長相馬馭馬，世人以典天馬的星宿伯樂名之，可見伯樂相馬的水平得到世人公認，歷朝歷代，當各種組織需要人才時，就有人呼喚伯樂再世，希望領導人成為伯樂。然而，伯樂并不好當。韓愈認為陸贄是伯樂，比陸贄文采更出眾且影響更大的歐陽修也想當伯樂，卻適得其反。宋代歐陽修當主考，發榜后“時所推譽，皆不在選”，于是落榜生把上朝的歐陽修堵在路上，“群聚詆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頗有當今群體性事件的模樣；還有些落榜生更為下作，寫匿名帖子詛咒歐陽修（見《宋史。選舉一》）。看來，即便才能足以當伯樂，要想成為真正的伯樂還要受多種因素限制。

 

　　正因為當伯樂之難，兩千年來口耳相傳，給伯樂的故事添加了許多無法驗證的逸聞。例如所謂用千金買來伯樂在馬市上的回頭一顧，所謂伯樂兒子拿著相馬經找到了一只蛤蟆等等。這些故事，既反映出人們對伯樂寄予了更多期望，也可以看到人們對伯樂的些許懷疑和幾分調侃。但不管那種傳說，人們總是希望真正的千里馬能夠脫穎而出。

 

　　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百廢待興，輿論界呼喚伯樂蔚成風氣。很快人們就發現，呼喚伯樂之人，總以千里馬自許。自己榜上有名，主考就是陸贄；自己名落孫山，主考就是歐陽修。所以，領導人是否伯樂的評價，有時也不靠譜。于是，又有一種說法：選拔人才不能靠伯樂相馬，而要靠跑馬場賽馬，是騾子是馬不能靠伯樂說了算，而要出來跑兩圈。還有批評者認為，相馬說本質上是人治，賽馬說才是法治。90年代后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賽馬說逐漸占據主流，更多的人開始重視人才選拔中的制度建設，伯樂之說漸趨冷寂。

 

　　問題在于，主張相馬的人，往往看不到賽馬的優勢；而主張賽馬的人，往往把賽馬與相馬對立起來。所以，談論人才選拔者，不是以相馬否定賽馬，就是以賽馬否定相馬。這種非此即彼的論斷，妨礙了人們認知的深化。實際上，相馬和賽馬各有利弊，二者結合起來才是正道。

 

　　對于相馬而言，我們在寄希望于領導人當伯樂的同時，還要清醒地看到，伯樂施展才能要受很多因素的影響。首先，伯樂自身的知識和經驗，既是相馬的基礎，又會限制相馬的視野。人們往往反對戴著有色眼鏡看人，尤其反對門縫里看人，然而卻忽視了任何人都有一副有色眼鏡，而且都趴在門縫里，只不過知識和經驗決定了眼鏡的色調偏向、底色濃淡以及門縫的寬窄正斜。其次，利益會對伯樂的視力造成屈光。同樣是伯樂，在不同的利益機制下，有可能偏于近視，也有可能偏于遠視；如果不同利益相關者給伯樂強加上不同屈光度數和偏轉角度的矯正眼鏡，視力正常的伯樂反而有可能看不清楚。再次，組織會限定伯樂的場景。即便是真正的伯樂，放在不同的場景中效果大不一樣；如果場景中再配上不同的燈光和不同的背景，或者把伯樂安排在不同的位置，其觀察馬的感受會大不一樣。所以，單靠相馬，有可能評判不當。

 

　　對于賽馬而言，不見得最好的馬肯定就在賽場上跑得最快。首先，馬的飼養狀態和臨賽狀態，對于馬能不能在賽場上最佳發揮關系極大。如果世無伯樂，很有可能把千里馬安排到拉大車的軌道里，平庸的馬夫鞭打呵斥，甚至克扣草料，導致上賽場之前遍體鱗傷瘦骨嶙峋，好馬也別指望它跑出好成績。其次，賽場上的偶然因素太多，即便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種子賽馬，跑不出正常成績也是常事；我們總希望優秀馬匹能夠跑在前面，然而會有許多無法預料的情況妨礙馬的能力發揮；如果冷不丁的一聲炸雷，十有八九會驚了馬而亂跑一氣。再次，興奮劑之類的干擾，會混淆騏驥和駑鈍，吃了瘦肉精的豬，比不吃瘦肉精的豬更能得到屠宰場的青睞，賽馬名次會影響到各方利益，跑馬場也會出現各種瘦肉精。最后，考官的評價尺度和組織對馬的要求，使賽場不見得只看速度。很有可能，跑得最快的馬長相不入考官的法眼，身高尺寸不合法定的千里馬標準，步伐和跨度與組織規定不一致。如此種種，賽馬也不見得選出的都是好馬。

 

　　有鑒于相馬和賽馬的種種不足，管理者應該看到，單純依賴相馬，或者單純依賴賽馬，都有可能失馬。把二者對立起來，更無助于選出好馬。在改進選馬方式的路徑上，應該遵循這樣一條思路：實現伯樂和賽場的互補，而不是以伯樂排斥賽場，或者以賽場排斥伯樂。推而廣之，一切管理制度，都要追求能夠使伯樂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激勵那些還不是伯樂的人向伯樂的方向努力。而伯樂本人，則要在制度的約束下盡到自己的最大責任，并力求減少自己可能出現的偏差。反過來，制度又要對伯樂的這種努力予以正面鼓勵。

 

　　以性惡論作為制度建設的假設前提，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防范惡，而難以鼓勵善。好的制度，應該以激勵善行為宗旨。任何制度體系，其底線是把有可能出現的惡行控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圍內，其頂線是為善行提供足夠發揮的空間和激勵。前者是防止制度墮落的必要規范，后者是促進制度優化的發展方向。當今的制度論者，往往對前者較為重視，而對后者視而不見。須知只有做到后者，才能形成制度改進的良性循環。